理论，或者没有以法律为基础的《宪法》，然而无形宪法还是存在的，就是以“礼”为主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度，亦即在“礼制”或者“先王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皇帝的行止除了应天变外也必须受到约束。
而一说到宋朝的祖宗家法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赵匡胤立下的誓言碑，‘不杀士人，不杀谏言者’，事实上宋代的“祖宗法”却不像最重祖宗家法的明朝一样出自开国的朱元璋一人之手，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习惯法、惯例、故典组成，更为悲催的是这些故典与惯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完成。
正是由于士大夫们参与了祖宗家法的整理，也使他们有机可乘，在筛选、阐释“祖宗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赵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祖宗法”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提出来是在宋仁宗朝以后。而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仁宗皇帝是位仁厚之君，不过却是一位资质平庸的主儿。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不得不缴纳岁币换取和平；对辽国也是极为失败，打破了早已签订的澶渊之盟，重新鉴订重熙增币以换取和平；而冗兵一百二十余万，给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另外土地兼并也达到了顶峰，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雷。
但宋人对其的评价却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并在其死后被士大夫们塑造成可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要知道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
宋朝士大夫将一位政绩平平已经去世的君主树立为圣君又为什么呢？他们能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后世来的赵昺。他知道仁宗最被士人推崇的优点有两条，善纳谏和怕大臣，说白了就是大家说的话都听，且惧怕手底下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哪里是皇帝，分明是受气包。那他们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如此抬高仁宗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皇帝，而是想给在位的君主立一个标准，以此来规范皇帝的行为，抬高士人阶层的地位。
若不是赵昺是来自后世，又保留着成年人的思维，想想一个从孩童时期便受到这样的洗脑教育，且以此作为一个帝王正确的行为标准，那后果会是什么样，想必会诞生一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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