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导致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由关升而改官知县，由改官知县而为四辖六院，由四辖六院而为察官，由察官而为卿监侍从执政，资课者。
这种转迁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择贤而任的作用，使得贤愚不分，升官要靠论资排辈，而官职的变动往往是与待遇相勾连的。吏员由于升职困难，提高待遇无望，而按规定吏员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员纯属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拿什么养家，胥吏们自然工作消极，不得不靠敲诈勒索、贪污公帑过活。
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也许有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其实说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可天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
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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