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打着‘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的大旗合情合理，其实是另有深意的。
而朱熹的一段话也将士人们的意图暴露无遗，其曰：（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以赵昺这个当事人解读，其中意思就是说天子无私财，而应以天下为家。天子的私事，便是天下的公事；天下的财产，也是天下人的财产。因此，君主不能挥霍无度，君主怎么花钱，需要政府批准。即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宰相不批准，内廷便拿不到钱。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会受到政府的查问。台谏如果认为政府批准了内廷的不当消费，还要提出弹劾。
这种制度好像是劝导皇帝要以天下为公，这种理念看似符合现代民主的思想，是时代的进步，若是放在几百年后完全没有问题。但搁在现在就是大逆不道，首先便违背了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制思想基础，破坏了君与臣之间的阶级关系。
若是再以赵昺的腹黑心理做深层次的解读，那就更觉的触目惊心，他不能不怀疑士大夫们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宠来篡班夺权，试图将皇帝架空，当做一个傀儡，听从他们摆布的木偶，有功是他们的，出了错就让他背锅。而限制消费，在现代任何人都知道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断了经济来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历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聩不堪之徒，那为何明知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会夺取自己的帝位，却又往往忍下这口气呢？赵昺以为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处，算准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过科举打破了固有的门阀阶层，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国的体制。
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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