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以为当时隋朝收拾了魏晋的烂摊子，另立了乾坤，是需要锐意改革，但错在杨广操之过急。开科举是功在后世，利在千秋的好事；迁都洛阳，占据中原要地，亦是巩固统治的必需；开运河贯通南北，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物资流通的好事；而征高丽是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需要。可以说这几件事杨广做的都不算差，但最后怎么就落了个暴君之名呢？
当前赵昺面临的情况应该说与杨广相似，在世人眼中他领兵收复江南是延续大宋的国脉，可大宋已经陷入敌手十年，说是复国不若是重新开国。他现下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巩固统治，北伐中原来完成统一。他们欲发动战争的原因却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携大胜之威来促进内部的改革，且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而他与杨广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好大喜功，一个是迫于形势。
杨广征高丽一败再败，但他为了面子却一意孤行，连番出兵，而没有顾及开科举引发的统治阶层间的矛盾，迁都和修运河已经是举倾国之力，民力和物力几乎消耗殆尽，从而导致国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爆发，而贵族借机反叛，利益集团分裂，陷入万劫不复，导致隋朝两代而亡。
赵昺比之杨广胜在头脑尚还清醒，没有因为连番胜利而傲娇，而他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改善被动的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迁都、亲祀、大婚等一系列的大事不仅将国库的积存消耗殆尽，连自己的私房钱也没剩几个。
而战争打的就是钱粮，一旦战争不能按照计划迅速取胜，陷入胶着状态，就得靠增加赋税来维持战争，结果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赵昺发现朝廷内部已有分裂的迹象，而对于自己的改革士大夫阶层也一直十分抵触，废黜自己的心思一直就没有断过。
所以赵昺及时踩了刹车，以免矛盾激化，重蹈杨广的覆辙。而回手先行积存钱粮，整顿朝廷内部，稳定民心、军心，再待时机。那么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领军人物，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改革的潜在障碍。但也会成为赵昺的心头之患，其若是配合自己完成改革，作为有功之臣，自己只能大加封赏，使其地位更为稳固；若是领头反对，就必须加以镇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昺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妙处，无论吴家怎么样，即使是闭嘴不言，也难以让他消除怀疑。而他来时之所以大张旗鼓的领兵回宫，就是欲先行处置皇后以做个预热，先行除去吴家在宫中的臂助，却没想到的是吴硕这个败家玩意儿居然拦驾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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