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公文满案，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赵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天可谓是废寝忘食，也让身边的人，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也就是说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在他人看来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烦。
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队伍，并逃到了琼州。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如蔡完义、蔡乔、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那时候人数少，大家又是聚居一处，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还是私下里讨论，基本无需动笔，即便行文也是简单明了，就事论事，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看着有失文雅。
但是随着队伍壮大，尤其赵昺继承大统，行朝迁至琼州，定府城为行在后，他也住进宫中。如此一来，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且一切都正规起来，公文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随迁而来的官员的文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场经验，这对他们来说不叫事情，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有‘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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