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说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文，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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