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人觉得如此说法太过偏激，宋朝也曾经出现过《营造法式》和《梦溪笔谈》这些记载了古代科技和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理论文献。但是赵昺会告诉你，那只是沧海一粟。
就说《营造法式》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
即便此书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
另外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诫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书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写《开工天物》一书的宋应星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的屡次失利，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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