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威性及稳定性为借贷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但也并非适用于各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宗教大流行之时，尤其北魏盛行佛教，自孝文帝起便掀起一股建寺热潮。随着寺院增多，寺院这股宗教势力也逐步发展起来，直至隋唐时期，在统治集团的扶植下寺院迅速发展出自身独具一格的经济体系——寺院地主庄园，简称“寺庄”。
唐在中国古代是相对昌盛、繁荣的社会，其商品经济已基本脱离早期自然经济的形态，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而拥有独立经济体系的寺院就成为主要的放贷者，相对于战乱年代此种体系确实是一个相对适合借贷的好选择，但是其借贷利率相比现代社会仍然属于高利贷。
此外唐朝还有一些针对借贷风险的保障制度，分别保障了债权人或债务人各自的权益，在违约时有所代偿。另外还有役身折酬、掣夺家资的规限等等。抵押制度也开始出现，以债务人的不动产、动产均可作为抵押物，甚至能以人为质作为借贷契约的担保。
入宋后，王安石为改变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以“理财”“整军”为目的实施一系列政治措施，于是宋代独有的官方借贷机构——检校库、抵当库和市易务由此成立，这些借贷机构看起来比其他朝代还要规范，然而，生活不会总让你轻易得偿所愿。
尽管是官方平台，但三成的计息甚至都快赶上私营质库了，可怕的是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吏禄的“额外开支”。以市易务来举例，市易务的批零收入实际上不归国家财政管理，而是由市易务官吏支配，那么官吏的品行成了大客商与零售行户之间最关键的纽带。
而北宋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官吏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客商“贱买”货物，再“贵卖”给零售商。于是，此过程中本应由市易务承担的赊贷本息全都转嫁到中小零售商身上，而贱买贵卖所赚取的利润差价则任由官吏中饱私囊。
蒙古人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带来了高利贷的大魔王——斡脱钱。斡脱借贷之凶恶便在于其年利率往往高达百分之百，除利率达到倍称之息以外，放贷人的任意性太高，大量的民间借贷还存在严重的复利计息问题，即把利息计入本金后重新计息，称作“羊羔息”。
这让赵昺都觉得现代有些借贷平台都是跟蒙古人学的，那真是沾染上了之后，便是家破人亡的结局，以致此次北伐进入蒙元统治区域后，最受欢迎的非是‘均田地’，而是免除斡脱钱。
从历史上看，无论如何，只要高利贷存在，便证明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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