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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