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幅度最大的自然是东宫的属臣，这些人可是新帝身边的近臣，故而受到新帝的重用。
因为泰昌帝只坐了一个月的皇位就驾崩，故而天启帝身边也没有什么东宫属官，能提拔的官员就以泰昌帝当太子的东宫属臣为主，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提拔了闲赋在家的朱国祚。
朱国祚是浙江嘉兴人，万历十一年殿试状元，与内阁辅方从哲同科，先授翰林修撰，后来成为了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为皇长子的侍班官，后来又进为谕德官。
万历二十六年，朱国祚被擢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代理尚书，为定泰昌帝为皇储给万历皇帝上疏数十次，为泰昌帝坐上太子之位立下了号码功劳。
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朱国祚提出了“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监狱”等政治主张。不久转为左侍郎，改吏部。
万历三十年，御史汤兆京弹劾朱国祚“纵酒逾检”，于是朱国祚引疾回乡，一待就是十八年。
泰昌帝继位后自然不会忘记当年力挺其为太子的朱国祚，因此本意提拔其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如内阁与叶向高、方从哲等阁员一同辅政。
可惜，泰昌帝的这道圣旨还没有出就因为红丸案而驾崩，不过天启皇帝没有忘记这个他从未见过但时常被泰昌帝提起的肱骨之臣。
故而，天启皇帝下旨，进朱国祚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进太子太保，成为从一品的高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浙江出身的官员，朱国祚与叶向高和方从哲的来往都十分密切，毕竟当年朱国祚踏入仕途的时候还没有东林党和浙党的纷争，而是南方官员与北方官员之间的之斗，号称南北党之争。
虽然朱国祚的政治主张虽然与东林党相近，但他却不是东林党，也不是浙党，与周嘉谟的政治主张相似。
因为朱国祚资历深厚，再加上其与东林党和浙党有旧，故而他的任命并没有受到朝臣的非议。
相对而言，天启帝对另外一名内阁阁员的任命就使得东林党颇多微词，这个人就是礼部尚书孙如游。
孙如游是浙党的元老，浙江余姚人，天启帝进其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进入内阁。
为了安抚东林党人，天启帝将东林党人孙慎行从外地召回京城，任命其接替孙如游为礼部尚书，以此平息了东林党人的怨念。
表面上看起来，天启皇帝任免的官员是他的圣意，实际上是京城各派系之间激烈争斗的一个结果，是各派系相互妥协后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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