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东市的商铺到底有多赚钱，单从租赁半天的摊位费其高昂价格上便可知其一二。
十个摊位，半天时间的摊位费就高达五十两银子，这还是凭借京兆尹的关系，没有对原摊主进行补偿。换算下来，平均一个小小的摊位一天就要收取十两银子，足可见东市的火爆场景，以及消费档次奇高。
刘病已暗暗思忖，“观一斑而知全豹。从这摊位费上就能看到东市的商业繁华。每个摊主一天岂不是要赚够十两以上的利润？除去摊位费还有货物的成本费，摊位更大的还要付伙计费，还有高昂的税收呢？每个摊位一日的利润至少要在二十两以上。”
西汉时期，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需要到当地衙门进行登记。当地衙门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人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朝廷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数年前，武帝曾征发七种“贱民”出击匈奴。这其中“贱民”分别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可见，商人，或者曾经做过商人，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是商人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照朝廷的思路，重本抑末，朝廷强力打压工商业的社会能发展起来的只有小农经济。但事与愿违的是，繁荣的市场贸易依然养就了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
伴随长年征战，大汉四方疆域不断得到开拓，随之出去的还有大汉商人。他们以长安为中心，西至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南至四川、贵州、云南和印度。东南到福建、广东和安南、南洋。东北到辽东和朝鲜、日本。同时，东南西北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长安，大汉的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即使在朝廷重税打压和命脉产业收归朝廷的限制下，富商大贾涉猎、经营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盐铁、牛马、粮食、造船、屠宰、酱园、竹木、油漆、布帛等等无所不包。繁茂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培植起来的富商大贾，其资产都是无比巨大的数字，动辄几十万、上百千万，甚至有的大商人竟有积资达一万万，商业资本蓄积的雄厚怎能不让朝廷忌惮。
原本的抑商重农政策导致的却是普通百姓弃农从商，涌入城市，促进都市经济的繁荣。富商巨贾比比皆是，家资以千万计，而田地却大片大片的荒废，无人愿意耕种。
瞧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市，刘病已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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