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麦粒，金灿灿的，颗粒饱满，比一般麦子大出一圈。
吴技员低头看了一眼，眼皮跳了一下。
他放下搪瓷缸子，伸手捏起几粒，放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又凑近了闻了闻，最后把一粒塞进嘴里，用牙咬了一下，听那一声脆响。他抬起头来，眼神变了。
“这麦子哪来的？”他问。
“我种的。”崔天阳说。
吴技员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重新打量他，这回看得比刚才认真多了。
一个厨子，种出这样的麦子。
他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只是把麦粒小心翼翼地放回纸包里，问了一句：“你用什么法子种的？”
崔天阳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纸包重新包好，从帆布袋里又掏出那个旧本子，翻开，推过去。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日期、株号、分蘖数、穗粒数、抗病表现，还有他自己画的一张简单的性状对比表。
吴技员接过本子，一页一页地翻，越翻越慢，翻到最后几页时，他把本子合上，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你一个人搞了近三年？”他的声音还是不高，可语气里的那点“平常”已经没了，换成了一种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的东西。
崔天阳点头：“从选单株开始，一年一代，连续选了三代。”
吴技员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两只手交叉着搁在面前的本子上，目光落在窗外那棵刚抽出新芽的槐树上。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照出几根翘起来的碎发。他说：“你知道你这三年选出来的东西，值什么吗？”
崔天阳没有接话。他知道，但他想听吴技员说。
吴技员转过头来，看着他：“你这批种子，要是再稳定两代，放到区里参加品种比较试验，能排到前面去。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见的种子多了。你这麦子，穗大、秆硬、粒饱，抗病性也好。你是怎么选出来的？”
“一块地一块地看，一株一株地挑。”崔天阳说，“好的留，差的扔。连续三年，只留最好的。”
吴技员听完，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很短促，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带着点自嘲。
“我在这区里干了三年，打了十几份报告，说要搞品种改良，说种子退化了，说再不换种就要减产。没人听。他们说，‘老吴你一个旧知识分子，懂什么种地’。他们宁可相信老农的经验，也不信我念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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