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就是最大不能出州。
除此以外，还要追究钱物持有有人、保管人、保引人，其实也就是地方豪强们的责任，如果此类借贷产生了非法所得，所得没官。
同时还明确了责任人。在州郡之内，如果官员是受人所托借贷国库，那官员一样是主要责任人，而不在减罪之列。
但是也开了一个口子和分出档次，就是将欠债分成了五十贯以上、五十到三十贯和三十贯以下，五十贯以下又能及时还清的，概不追究。
苏油收到诏书后有些哭笑不得，这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乱象，如各单位利用名目私开小金库，然后以“借用”的名义供官员们挥霍，几乎如出一辙。
这事情在清代康熙末年也曾经闹得大发，不过宋代和清代的最大不同，就是元丰改制以后，官员们的俸禄优厚。
因此打击官员向国库伸手，名正言顺，不存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问题。
不过苏油是“好上司”，将诏书行下之后，依旧附加了一个四路都转运司的“附加谕令”，许各地有欠国库钱粮的官员上章自辩，说明情况。
如果的确是官员家中经济困难，或者说是为了役务临时周转一类，四路都转运司会酌情予以考虑。
总之，还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庚戌，户部上奏：“勘会无为军崑山白矾元条，禁止官自出卖，昨权许通商，每百斤收税五十文。
准元佑敕，晋矾给引，指住卖处纳税，沿路税务止得验引批到发月日，更不收税。
今无为军崑山矾，欲依晋矾通商条例。”
晋矾，就是太原矾。苏油给晋矾解绑，除了行坐两税，其余概不征收，一下就调动起了矾务工人与商贾们的积极性，沈括在太原卖矾卖到飞起。
苏元贞于是上奏昆山矾务也依从太原之例，以刺激和扩大生产。
诏依户部所申。
以上这些，如刑罚过重、兵源不继、官员新形式的贪腐、优良税制尚未普及等诸多问题，都是元祐刷新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幸的是如今的朝中官员们，都能够及时地看清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进行调整，有力防范。
虽然苏油不在朝中，但是如苏元贞、毕仲游等后进的官员，依然敏锐地把握住了问题关键，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可以说，苏油运营几十年所希望见到的局面，希望见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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