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令》推行的头两年问题不大，但到了第三年，通货膨胀的问题突然严重起来。
公孙岳大量铸钱，导致商人手中铜钱积压，而货物的总量总体不变，略有增长的情况下，除了粮食以外，几乎所有物资价格无形中都被推升。起初以货易货的方式仅仅在极个别领域，随后在所有商品领域泛滥。
为保证自身利益，商人又用这些砸在自己手上的铜钱，通过各种渠道去买官价的平价粮。所谓官价粮，为了稳定人心，官价粮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小，甚至几年才调整一次。当其他商品都在涨价，唯独粮食价格浮动却不是很大。
按律，官价粮每人每日定量定价购买，超量购买需要征收高额的购买税。
为了规避限量购买的门槛，商人发动亲朋好友，甚至花钱雇佣人前去购买官价粮。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一个人这么干，一万人都这么干，就是大山也能搬空了。
在粮食大量流出国库的同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数量远远不及货币数量的膨胀速度，就此导致老百姓手中的自留粮再卖给国家后，钱发生了贬值，同样的资金买不到此前一样多的生活物资，如此又打击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自然也打击了开荒的积极性，终于在《桑田令》颁布后的第四、第五、第六年，此前已经开成的荒地又荒了。
而公孙岳的开仓济民政策仍在执行，同时商人又通过粮市大肆购买平价官价粮，由此掏空了太仓存粮，更倒霉的是四年前恰逢百年不遇大旱，志国缺粮正紧。
前番为了赚取咸国的物资，志国将大量粮食通过商人运往咸国高价出售，就地购买志国所需物资运回志国，如此又加剧了咸国国内的物资价格。
当货币开始通胀，这一营销模式断裂，志国转而开始从咸国从商人的手中买回大量粮食，运回国内。之后恰逢大旱，公孙岳的《农桑令》就此流产
恭首谦将粮草不济归咎于奸商囤积居奇，并非没有依据，但只字不提公孙岳新政的重大弊端和漏洞，全然要商人背黑锅，也是毫无道理的泼脏水。
议贤馆听政论道的多半都是咸国读书人，甚至是希望一展抱负的穷文人，战败割地带来的羞耻和自尊感，在恭首谦的的煽动下，挑动者每个民族主义者敏感的神经。
此时百里燕不禁疑惑，来到陔陵时间也不短了，除了战败后的半年多时间，很少能在议贤馆听到恭首谦这般措辞激烈，间接抨击晋国的言论。
恭首谦是丞相公孙岳的门客，没有公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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