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
政权不是靠税收养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特点。有必要，有能力，政权会出面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权所有的基础上的。直接设立工场，从周朝开始而后历朝历代，都有规模庞大的官营工业。只有商业，官方难以控制，便有重农抑商。
宋朝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条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冲动。数次改革，重要目标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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