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帝陈”，“凡陈”之说，原是帝我存当日神化已身之说，随口为之，并未认真考据立说，然而，正如任何长期存在的事物最终都必然会“制度化”和“规范化”一样，“帝姓制度”走向“规范”的脚步从来也未停止过，特别是，当一些“有所图者”发现到从此可以得到难以想象的巨大好处时，这就更成为数百年间学界最为热闹和激烈的话题之一。
“所以说，要将某个学术专题精研的话，一个官位的诱惑就比一百位名师的努力更有作用。”以着一种极为冷漠的口吻说出这讽刺的人，名为周召，本是翰林院的一份子，而最终，他也以“掷笔击案仗剑起，书纸之前无丈夫！”的豪言及率三十骑死士破阵劫酋，勒立盟书的惊人之举达到了留名于大正王朝史书的目的。可在史书上，他的地位却远远逊色于另一个人，一个他的同僚，一个在他掷笔而去之后，只笑了笑，便在一片纷乱和嘈杂中~将他的桌子整理干净，然后继续悠悠的研读自己笔记的人。
姓董名方舒的这个文弱儒者，虽然一向也不被“尊重”或“看好”，可当周召带着一身伤口归乡养老时，他却已成为天子口中的“先生”，和得到了洗马东宫的巨大荣誉。
因为，他是将持续了将近六百年的争论终结的人，潜心帛书二十年，他著出《帝说》一书，更尽卖家产，问贷亲友，得千金为贿，赂帝左右，使得呈帝前。
当所有知道这事的人都怒斥或嘲笑他的愚蠢时，他却仍只是悠悠的一笑，便复又安然读书去了。
而后面…后面的事情，便是每一个大正王朝的读书人也都知道的了。
天门洞开，昭告四海，宣示着他已成功将帝者说服，而当九天之上连续降下三道圣旨来强调和确认《帝说》的官方地位时，任何对此书和董方舒的质疑便都如冰雪逢阳，立刻的，消失无踪了。
自那以后的三千年间，将与帝姓制度相关的一切名词均详细铨释和定下规范的<帝说》成为大正王朝的官定经书之一，与其它据称皆是“圣人”所著，一字不可更移的《十三经》并列，被刻石为碑，分送各地，即所谓《钦定十四经》。而董方舒本人，更是得到了堪与儒学诸祖配祭的崇高地位。
…历史，它常常是荒诞和酷爱恶作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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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赵”与“凡赵”的区别，在《帝说》中，是这样界定的：
皇者、诸皇子、及诸同胞兄弟可异帝姓，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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