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却直接來到了历史的本來面目之中。
客观而言，贾似道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其功绩主要在于前期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到了贾似道入朝执政后期，其推行的公田法被一致认为是南宋亡国的主因之一。时至今日，对于这点我却是已经改变了最早的想法，公田法为南宋朝筹集了大量的军费，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但不利于统治阶层（大地主阶层）的事件，在实施过程中，因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导致过程走样，使得一般百姓也跟着受害，但这点很难成为其罪状之一。至于贾似道的过就很多了，在他入朝以后，初期之时尚能禁绝宦官干政和外戚弄权，使内外肃然，然，很快之后，贾似道便犯下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的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为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
宋朝的敌人，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印象中，贾似道却是一位难得的能臣，特别是在宋理宗在位的最后几年内，由于宋理宗不理朝政，贾似道几乎成了南宋朝廷的代言人。
在1259年的鄂州之战中，贾似道指挥宋军于城内树栅为夹城，一夜筑成，使由地洞入城之蒙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以至忽必烈都不得不对贾似道深为叹服，对身边谋士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在蒙古军检讨失利的原因时，忽必烈说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对手的评价往往更为中肯。在宋朝灭亡后，降元的宋将言道：“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这些降将也只说贾似道重文士轻武人，沒有其它“误国欺君”的指责。
不过，这一切都只会存在于我所知道的历史中了。随着我的到來，以后的历史一定会被改写，流传后世的《元史》势必不会存在，《宋史》、《蒙古史》也自然会随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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