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
可商王朝的贵族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前人造的孽，终于报应在了帝辛身上，而到帝辛掌权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以致他竟落到无可信任之人可用的地步，只好重用外来的费中、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
神棍和贵族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等罪名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
“先生又何必如此呢？”赵昺让人换了茶说道，“说起来纣王帝辛落到如此恶名，责任更多的应由战国诸子来担，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正如荀子所言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不惜修改典籍，歪曲史实。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如苏学士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
“而帝辛已经死了千年无法自辩，且其早成了污水坑，凡是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可若是细细梳理，帝辛治国虽有失误，行事手段激烈，但仍不失为一个有为之君！”
赵昺当然没有那么高修养和分析能力，不过只要把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反过来看便是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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