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用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于是儒家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且除此之外别无二家。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且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学家也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
赵昺却明白其实用现代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所谓民族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着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对社会主要阶层矛盾的调和、缓和作用的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劳动组织体的民族文化；三是激励储备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来实现收入流均匀化的制度性文化。
历史上君主政权通过“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来统治民众思想，不仅有利于官员之间文化思想的统一，推动官员们在思想意志上对君主的尊重。且有利于以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劳动体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动，进一步就可以缓和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儒家理论还有利于意识、宗教受到君主支配，从而有利于行政、法律、财政等权力的行使权向君主集中，对巩固君主制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历史的规律证明，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一旦君主政权建立起来，在向发展阶段转变时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要么是修孔子庙，将死去的孔子拉起来从新嘉封。
的确历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上演，除因为儒家文化没有形成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论语有时强大千万倍，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有时也相差太大，这也是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的出现。
不过大多数统治者们也意识到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组织的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再从历史的看，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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