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麻烦解决了。而赵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起码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陈吊眼是什么结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发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发事件引发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发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片庄稼，就飞向另一片庄稼地，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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