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当时就有人特别不满。
反对者的理由，是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贫富相资”的道理，一味地打击富人的利益，也就不能从富人那里取得收入来补贴穷人，最终穷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官府要求私人业主降低租金，甚至是白住，那谁还愿意把房子租给别人呢？就算租出去，房子坏了业主也不愿意掏钱修理，最后穷人还是没房住。
为了解决大量官员和贫苦阶层的住房问题，大宋也设有廉租房，且政府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正是基于此，周翔才会担心皇帝只为‘从龙’的官僚和勋臣解决住房问题，而至贫苦百姓的住房需求于不顾，当然会挨骂。另外如此还会使得国家损失部分税收，让一些靠租赁房屋为业者失去利益。
如此一来，可谓是费力不讨好。因此绝不能仅顾忌官僚的利益，还要想着基层百姓，才能够得到各基层的支持，维护自己仁义爱民的名声。赵昺再往深层探究，才觉周翔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吓唬自己。因为在临安这个城中村中生活着一个靠房吃饭的群体，而政府也从其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
政府就是靠收缴赋税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宋廷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自然非常重视商业税，而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太祖赵匡胤“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租契限二月”，也就是说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两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
早期的房屋交易税只有百分之二，庆历年间涨到百分之四。南渡后，房产契税已经高达百分之十了，而临安一年一百二十万贯的商业税中，房产的契税也占据了很大比重。此外政府还专门设有‘楼店务’管理房屋的租售业务，从中收取税赋。
为了能够实现最大的利益，所以逃税便成了最有效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经过官府盖章的合同，老百姓买房，跟卖主私自签合同，不过户，不缴契税，这样的人很多。大家都不交契税，政府自然吃亏，可是政府想管也管不过来，要知道毕竟中国疆域很大，人很多，而且古代官民比例不像现在这么高，公务员很少，再加上没有现代科技帮忙，想把每一笔不动产交易都监控起来，那是天方夜谭。
不过赵昺不得不佩服古代官员的们的智慧，他们竟然能发明一个奇葩的办法——以民治民。一是让老百姓互相监控，哪家偷逃契税，四邻一起检举，谁最先检举谁领赏，谁不愿检举谁顶缸。二就是让房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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