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策略是个失误，自己虽然对两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虑，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够获得支持，却忽略了那些留在两淮地区蒙元旧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没有想到那些旧势力的顺从不过是迫于宋军强大的军事压迫，且自己又满足于前时的一片‘形势大好’，导致动乱隐患被隐藏下来。可是当大军前移，后方兵力不足的时候，那些人觉得有机可乘就蠢蠢欲动了，正可谓蛮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发，对赵昺来说也无异于提了个醒儿，让他意识到一味的实施怀柔政策是有问题的。这让他想起明朝曾经犯下的错误，彼时朱元璋开国后，自洪武以来，满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
大明对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游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如“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类似的记载在史料中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赵昺当年透过屏幕都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络绎不绝、衣衫褴褛、一脸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大明的盛况。大明政府是以她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大明政府不仅给予极其优待安置，而且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让其自由来去。
明成祖下诏曰：东北诸胡来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都不会受到监管，其自由度之大，殷殷关怀之情，即便是在现在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南下归附的定居者当然也要承担军人的守土之责，然而与同为军人的汉军相比，是一人服役，其余兄弟子侄都可免除赋役，鞑军的处境还更好一些，不当差、不纳粮，也不委任以事。而作为大明国人的汉军是无役不从的。“不差不粮”，即便当今堪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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