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驻的幽州军。
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而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安史之乱前，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获取食粮。
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让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
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地区，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而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但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
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买卖。
事实上，当前宋廷的面临的形势与唐末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现在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东。可以说朝廷的开支，多半来自于江东的税赋，军粮也取自于此。且临安位于江东腹地，面临敌军的正面威胁，必然是防守上的重中之重，在此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
湖广地区虽然在大战略上扼守长江中游，阻断敌军顺江南下的通路。但是湖广地区不比现代，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要弱于江东。而临近的贵州和云南皆是俚族的世居之地，朝廷的统治力历朝都是薄弱地区，也不为重视，只要不作乱就任其自生自灭。
而这次发起北伐之役的重要原也是为了占据两淮，增加战略纵深，保护江东这个政治和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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