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正雄仰头喝过了一口凯恩杯当中的威士忌道：“其二，就是日本广大的民间层面上，80年代全盛时期的日本国民都有着非同一般的自信。
加之，类似《日本第一》这样的书籍更是大行其道。那个时候，日本年轻人刚一参加工作没多久就敢于承受银行高利息的贷款买车，买房。
特别是那些贷款买了房的日本人，普遍又会二次抵押给银行套现。他们把套现来的这些现金又投入到了股市当中去, 从而导致了日经指数是一路上涨。
股市被人为催生出空前繁荣的结果，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是想方设法的搞钱，再把搞来的钱投入进股市当中去。
这样一来，泡沫就越搞越大。等到回过神的时候，泡沫已经大到了摆在日本政府面前只有两个无奈的选择。
要么主动直接戳破，长痛不如短痛, 直接来个硬着陆，要么一点点地减少泡沫, 犹如钝刀子割肉，软着陆。
可是，后一个选择还不一定有安全保障，毕竟泡沫已经大到随时都有可能性会自动破灭的程度。于是，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政府选择了经济硬着陆。”
朴艺林有的放矢的问道：“在你看来，韩国这一次信用卡危机又该如何呢？”
石原正雄又吃了一小块乌鱼子道：“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和金融的体制问题上面。
韩国对内宣传上面反反复复地强调自主性。事实上，韩国的经济体制和发展大多都学了日本。
日本之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扶持一众财阀，自然是有现实需要，那就是为了抵御和对抗欧美大财团资本。
到了韩国的朴正熙时代，扶持三星等一干财阀，同样是为了抵御和对抗外资。政治强人在位的时候，还能够控制得住。
一旦政治强人不在位了，那么就会被反噬，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发生。政府和财阀在诉求上面，自是会出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政府最理想的就是要让财阀乖乖地成为其钱袋子，而财阀最理想的就是要政府制定的一切经济和金融政策围绕其利益展开。
实际上，各方利益团体就会出现派系博弈。无论是上个世纪末, 九十年代初的日本政府所最后制定出来的经济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会是经济上面的最优解，只会是各方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妥协的最优解。
日本如此，韩国也会如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裙带资本主义，而韩国的资本主义同样是裙带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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